刑天的歌

“湖商”源流考 
——兼论“湖商”的地域特征与士商现象
◇嵇发根

这里所要考源的“湖商”，是“浙江省湖州府（今天的湖州市）的商人”。湖州“湖商”之名，史书似无见载。笔者之所以如此加冕，实缘于古代“湖州商人”、“湖州丝商”等称谓和近代活跃于上海及苏、杭的“湖州商帮”之称谓的简称。究其源流，实基于湖州自古独擅地理之胜、广得物阜之利，所以尤其明清时期，凡有资且有能之家“皆趋而贸易，咸谓容易发财”〔1〕，于是行商四出邻郡、外省，座贾则辐辏于郡城、县镇，才有“湖州商人”、“湖州丝商”、“湖州客人”、“湖州商帮”、“湖州帮”、“南浔帮”或“浔商”等称谓。笔者统以“湖商”冠之。不过，“湖商”之称虽未见载于正史或地方志乘，却能在明清市井话本中找到。比如凌蒙初的“二拍”，他在《恶船家计赚假尸银，狠仆人误投真命状》一卷中塑造一个在温州卖姜的吕姓“湖州客人”，就被直呼为“湖商”。书里说，“有诗为证：湖商自是隔天涯，舟子无端起祸胎。”〔2〕这怕是较早出现“湖商”称谓之处了。而所谓“湖商”，虽未能如“徽商”、“晋商”、“粤商”那样作为群体象征著称于青史，但无数个“湖商”单体中的熠熠生辉者，史载却很多。这不得不让人欲以深究其里，将其源流考个透彻。
　　一、“湖商”的缘起及其兴衰发展
　　湖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，地傍太湖，毗邻杭、徽、苏、嘉，邻近沪、宁、甬、温，京杭大运河过境，连通东西两苕与河港水网，古代交通就非常便捷。境内文明深厚，远古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积淀丰富，又是迄今为止蚕桑丝绸文化最早的发祥地。从远古而下，“吴兴自东晋为善地……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”。〔3〕至唐，“江表大郡，吴兴为一……其贡橘柚纤缟茶纻，其英灵所诞、山泽所通、舟车所会、物土所产，雄于楚、越，虽临缁之富不若”〔4〕。唐宋时，湖州更是东南奥区，国之仓廪，“故谚曰：苏湖熟，天下足”〔5〕，同时又成为蚕丝重要产区。历元至明，“如我湖归安之双林、菱湖、琏市，乌程之乌镇、南浔，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，大者万家，即其所聚当不下中州郡、县之饶”〔6〕，凡湖州区区一个市镇，可敌中原地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府。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，加上地惟偏安，少罹兵火之故。历史地看，湖州在诸如汉末、唐末、两宋之交、南宋末、元末等乱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乐土，不仅本地安而升平，滋发商业，天下士、商大族也都有来定居，以致郡城湖州成为“四方贩夫去留阗溢，伟哉一都会”〔7〕，县城与诸市镇也都是“行商座贾之所萃”〔8〕。例如五代十国时期，北方战乱，“江南多故，独吴兴未尝被兵，避乱者多家焉，谚曰：放尔生，放尔命，放尔湖州作百姓”，〔9〕则可见一斑。地方经济引发商业，商业的繁荣则促进地方经济发展。这在古代的湖州表现十分显著。所以，明嘉靖时徐献忠在《吴兴掌故集》中就记载：“吴兴介在苏、杭之间，水陆饶沃之产，实过两郡。”所记并不为过。而王士性所言：“浙十一郡惟湖最富，盖嘉湖泽国，商贾舟航易通各省，而湖多一蚕，是每年有两秋也”，〔10〕则道出了真谛。
　　“湖商”的源流，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。这是缘于湖州地域经济本身的特点，即田、蚕并举。湖州的蚕桑生产在宋代已开始走向专业化，比如“湖州村落朱佛大者，递年以蚕桑为业”〔11〕；“本郡山乡以蚕桑为岁计，富家育蚕有致数百箔，兼工机织”〔12〕，等等。又据陈旉《农书》，民间“惟籍蚕办生事……每箔（蚕）得茧一十二斤，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，每五两织小绢一匹，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，绢与米相侔也。”正如谈钥在嘉泰《吴兴志》中所记：“湖丝虽遍天下，而湖民身无一缕，可慨！”这一局面正好说明，湖丝、湖绸除了上供外，其余都投入了买卖。宋人洪迈《夷坚志》中所记诸商贩中，就有“湖州人陈小八以商贩缣帛至温峪”的记载。同书还记述：“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（临安）赴省试，共买纱一百匹，一仆负之”〔13〕。陈小八“商贩缣帛”与吴兴士子“买纱一百匹”，自然在湖州的丝绸市上所购，可见丝绸买卖的盛行。就是如“南林（南浔）一境，系平江、嘉兴诸州，商旅所聚、水陆冲要之地”〔14〕，其“耕桑之富甲于浙右……行商座贾之所萃”〔15〕；双林故镇东林“织漩漾……本墟市，纺织之家环聚其中故名”，宋元时“东林响铃、普光两桥前后皆市”，“有绢庄十座，在普光桥东”；〔16〕长兴，“当地居民温文尔雅，衣绫罗绸缎，恃工商为活”〔17〕；郡城湖州的丝绸市场则更是“商贾辐辏”，“舟艎鳞集，昼夜不绝”了〔18〕。

明代是湖州地方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，至明中叶后，转型已基本完成。其时一方面早已摘除“国之仓廪”的冠冕，进而成为国内蚕丝业中心（亦即后世所称的“丝绸之府”业已形成）；另一方面，“蚕丝物业饶于薄海，他郡邑借以毕用”〔19〕，湖丝“冠绝海内”，“遍天下”，湖绸亦“通行天下”，“大行于时”，因而民户“田中所入，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”〔20〕，这都是商品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。自然，“湖州商人”、“湖州丝商”、“湖州贩丝绸商人”、“湖州商帮”从中起了润滑与促进发展的作用。他们所赖以贸易的主要商品，是当时已成为著名产品的湖州特产湖丝、湖绉、双林绫绢等及其它土产品。明代的这些湖州地产著名商品的生产，除了家户所为外，已经有雇工如养蚕、剪桑、缫丝等短工参与，而且“男妇并工”〔21〕。可见商品经济思想已经渐趋浓厚，以至清代发展到“吴兴士人好贸丝”〔22〕。

　　明代湖州郡城、县城及众多市镇已经是“闾阎辐辏，商旅舟车”〔23〕了，自然是本地座商与外来行商交织“辐辏”。但其时商旅于外的“湖商”早已出现。比如旧志记载：“（乌程县）县南暨西少读书，读书类见东境，北多商于外者”；〔24〕“商贾惟湖滨及南浔、乌镇之人往楚、豫间贸易”。〔25〕这里，“多商于外”、“往楚、豫间贸易”，就是到今天的湖南、湖北和河南地区去经商。另有一则记载也说明这一点：明代湖州城乡盛行一种传统工艺品——时花，用于闺中首饰。用通草、丝绒、蚕茧或纸，按四时花象扎成，如端午节“老虎花”、年节“柏柳花”等，其“穷工极巧，殊艳人目，市人远贩于荆、楚，称为湖州时花”。〔26〕“湖州时花”由“湖商”“远贩于荆楚”，荆楚泛指今长江中下游一带。这些记载，无不说明“湖商”在当时的实际存在。

　　至于在诸如冯梦龙的《三言》、凌蒙初的《二拍》以及被毛泽东称为“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”的《金瓶梅》等古典文学名著中，则多处可见到“湖商”的人物形象，比如《金瓶梅》三十三回中的“湖州客人何官儿”（或称作“湖州贩丝绵客人”、“湖州贩丝绵何官人”等）、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十一中的“湖州吕客人”、《儒林外史》五十二回中的陈正公与陈虾子、《品花宝鉴》四十五回中的“湖州王客人”、《狄公案》中的“湖州客人”等等，可以说都是当时众多新兴“湖商”的缩影。而在明清的府、县、镇志中，同样可以找到“湖商”的真人真事。如明代湖州人“费元庆，少习举业不就，去而事什一，走京师，资日以盈”，又有“蓟过庭，其父贾于江南”；〔27〕“贾子周，（双林）镇人，少服贾，常游数千里”；〔28〕“明（双林）里人姚佥事专擅包头（绢）业，寓吴门，与四方巨商交易”，〔29〕他的子孙继承事业，所经营的包头绢有加重、加阔、加绉、放绉等名目，于是“姚本风行遍四方”〔30〕；又“有归安宗定者，携银百两来州（安吉州）买丝，丝未出，复归，饭于程铺，就雇其马下梅溪”。〔31〕程铺是徽州休宁人程琼在安吉县递铺镇开的饭店，“湖商”与“徽商”的缘源关系于此可见端霓。

　　明代的“湖商”中，经营雕版印书业与贩书业在中国商业经济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。这一方面是文人珍书、藏书的延续，更主要的是在于明中叶后渐渐兴起的经商风气的影响。作为刻、贩书业的中心——湖州晟舍、织里一带，本来“向以读书为恒产”，即使穷困的寒士，也“每以馆谷（任教为生）终其身，故夜半书声不绝。”〔32〕但当儒士们逐渐认同了经商意识以后，晟舍镇的闵、凌二家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，这使他们的套版刻书业至明万历后趋于繁荣。伴随刻书业而兴起的书船贩书业，更是湖州一绝。书商们“购书于船，南至钱塘，东南抵松江，北达京口，走士大夫之门，出书目袖中，低昂其价，所至每以礼接之，客之末座，号为书客”。〔33〕据清代戴璐《吴兴诗话》及别的笔记小说提到，明嘉靖、万历后随着书船贩书业的兴旺，远至金陵（今南京）、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，结成销售网络，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。

至清代，尤其上海通商后，“湖商”更趋势于成熟。清代学者（乌程人）沈垚评价境内商业说“天下之势偏重在商”，“天下之士多出于商”。不仅在清代嘉庆以后，“贫家皆趋而贸易，咸为容易发财。于是文人渐少，科甲亦稀，即在庠者亦不肯专心力学”，〔34〕而且，儒士经商更为普遍。南浔施国祁与张鉴、杨风苞同受业于大诗人阮元门下，却也一边“为人经理生业，设吉贝肆市中，有一楼颜曰：吉贝居”，郭廷光则“从凌高贾于贵州”。〔35〕清道光时南浔范锴著述颇丰，中年后他“远游四方，磊落好受，寓意盐策，往来楚、蜀间三十年”。〔36〕又如双林陈修来“业贾诚实无伪，名闻闽、广间”，蔡存信“字楚光，少习儒，后服贾”，沈俊“年二十贾于吴、闽”，沈青“出游苏、杭，又至闽、广，与洋商贸，持以信义，资渐饶”，梁友隆“服贾吴门……贸易起家”，徐树金“习贾于苏”，蔡本谦“服贾常客漳州，闽商重其信义，我与之交，懋迁有无，积资世万”。〔37〕至于南浔“四象八牛”者，更是缘于贸易湖丝而致发家。很多湖州商人在上海、苏州、南通、南京、北京等地设庄开行，经营湖丝、绸缎、湖笔等，开设缫丝、染织厂，或投资电力、铁路，或经营盐业、房地产业等其他行业，都成为资产有力的“湖商”，其中尤以上海的湖州丝商集团最有名，被称为“湖州商帮”。

“湖商”在近代的盛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，抗日战争爆发后趋于下坡。除了跑单帮者骤增，仅吴兴一县就有2000人左右，“湖商”已走向衰落，据1930年7月16日《湖州新报》称：“吴兴的商业……诚说一年不如一年”。而“湖商”的再度振兴，则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。 

　　二、“湖商”的商业活动及其地域特征

　　“湖商”的既集中又多样的商业活动，自始至终脱不开其固有的地域特征。前面已经从“湖商”的渊源上论述了“湖州自古独擅地理之胜、广得物阜之利”的鲜明的地域性，对商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强烈的和必然的作用。可以这么说，“湖商”是从湖州这块土地上孕育、脱胎并自然生长出来的。其不同于“徽商”、“晋商”等，自家门前乏于活路才将生意做到外头去。自古“土产之多莫过于我郡，衣者有丝、绵、绸、绫、纱、布以及包头巾、手帕等；杂用者有笔、镜、羽扇、竹器；食者有茶、笋、鱼、菱。其丝之行，于两广外洋及江宁、苏、浙三织造，岁不下数百万……至于茶、笋、鱼、菱诸商辐辏，岁亦不下百万。”〔38〕因此，本地商路繁多、生意广博，因为地惟遍安、物产丰富、城镇发达，所谓“阛阓骈集，货物充盈”〔39〕，于是外来行商纷纷前来荟集，本地坐商则应接不暇，自然要“商贾辐辏”了。这样，“湖商”在广义上就包含了居家坐商和旅外行商两个阵营，而且自古都以坐商为主，湖州坐商无论在从业人数与从业规模上都远远超过旅外的行商。这是“湖商”显著地域特征的一个主要方面。“湖商”地域特征另一主要方面：即使旅外的行商（或言狭义的“湖商”），其商业行为多半也是由内向外销货，就是说所经营的商货以湖州地产物品为主，比如湖丝、湖州丝绸、湖笔、雕版印书以及其它土特产品。“湖商”的这两个鲜明的地域特征，可以从其所经营的商业门类择要加以说明。

　　（一）湖丝绸缎商

　　“湖商”中的湖丝绸缎商主要包括丝商和绸商两个门类。湖丝与湖绸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地特产品，最初的成型可上溯到史前，湖州城南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距今4700多年丝绸文物，就有绢片、丝带和丝线。至唐代，湖州成为丝绸生产重心地区之一。由于宋代湖州的蚕桑生产已开始趋向专业化和部分商品化，所以湖丝绸缎商之兴，则可溯至宋代。如前文例举的“递年以蚕桑为业”的朱佛贩缣帛”的陈小八、“买纱一百匹”的吴兴士子等。明代中叶以后，湖丝绸缎商进入兴盛、欣荣时期，不仅当地坐商“辐辏”、“鳞集”，而且旅外行商也有长足发展。

　　1．丝　商
    明、清两代，湖州的丝商进入旺盛时期。尤其明代隆庆、万历以后，湖丝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，南浔、菱湖、双林均为全国五大丝市之一，南浔更是全国最大的蚕丝集散地。清代，南浔“镇人大半衣食于此，近年（咸丰、同治得间）土人难于谋生，亦多习丝业矣”〔40〕，“列肆购丝谓之丝行，商贾骈坒，贸丝者群趋焉，谓之新丝市”，丝行有“招接广东商人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”的广行（客行）、“专买乡丝”的乡丝行、“买经造经”的经行、“小行买之以饷大行”的划庄”〔41〕，丝行荟集以致形成丝行埭，“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，谓之贩子”〔42〕。菱湖在明代“湖丝贸易倍他处”〔43〕，至清成为产销丝量最多的大镇，康熙年间每当新丝上市，“货丝船排比而舶，自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”〔44〕，“镇人大半衣食于此”〔45〕，光绪年间镇上丝行年成交量80万斤以上。双林镇明代不仅有新丝市，还有“冷丝市”，即“中秋节后……陆续买卖，可与次年新丝相接”〔46〕，其它长兴、德清、武康、安吉、孝丰诸县丝商业，规模有异，情形则大抵如此。

　　在大量的湖丝座商中，也颖脱不少湖丝贩运商与旅外丝商。在明代，如上文提到的往来贩卖湖丝的归安丝商宗定等。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0）五口通商前，私商多有冒险辗转海路走私湖丝牟取暴利，如列入南浔“八牛”的张佩绅祖辈与梅家梅鸿吉驾“飘洋船”载丝至广州卖与外商出口；双林丝商蔡兴源、陈义昌走私湖丝至香港，“皆以此起家，积资巨万”〔47〕。上海开埠后，丝商们纷纷将生意做到上海。如双林的姚天顺、俞源元、施福隆、丁震源、陈三益、凌成记等，先后往来贩运。南浔丝商“其始运至广东，其继运至上海销售……与洋商交易通语言者谓之通事，在洋行服务者谓之买办，镇之人业此因而起家者亦不少”〔48〕，遂有“四象、八牛、七十二只狗”之称。清人沈维的《竹枝词》：“郎去金陵奴在家，金陵风气最豪华，卖却丝归多倍利，为侬带个大红纱”，则反映了德清丝商的情形。

　　2．绸　商

　　上文提到的宋代“商贩缣帛”的湖州商人陈小八与“买纱一百匹”的吴兴士子、明代寓苏州世代专营包头绢业的双林人姚氏等，所贩卖的都是湖州本地特产丝绸织品，诸如绢、纱、绉类以及丝线、丝绵等。随着湖绉、绫绢、绵绸及丝绵等名牌产品的兴起与发展，郡城与府境诸大镇也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丝绸市场。双林镇明代已形成专营绢纱的绢巷，明末清初又聚成“新绢行”，清代尚有黄鸿昌、徐同和等所开大小绢庄20余家，“绫绉包头纱……销福建及温台等处，沿海舟人用以裹头，盛时销至十余万匹……所销岁值十万元”〔49〕。菱湖镇绵绸成市，“前邱村所产细光莹白冠军于他处皆鬻于菱湖市中”〔50〕，以致形成“绵绸巷”“亦菱湖最闹之区”〔51〕。湖州郡城所产“湖绉起于明时……素绉纱大行于时”，“湖地产帛惟此最多，通行甚广”〔52〕。清乾隆时，湖州与杭州、苏州、盛泽并称我国“四大绸市”。光绪中，郡城及四郊所出44种绸缎产品中，湖绉类占了34种，不仅通销国内各地，还远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。城内绉庄林立，聚成“旧庄街”、“新庄街”、“新庄弄”等绉业市场。

　　至于旅外绸商，比如明代的双林不仅“各省客商云集牟贩”，而且“里人贾鬻他方，四时来往不绝”〔53〕。有名的如双林绢商如姚洪，“服丝绢旧业，往来京口（镇江）、吴门（苏州）”等地，开设分庄，且“精于会计，才识过人，与远商交有诚信，有大度，皆敬服之，由是业日进，资日裕，又尝建宗祠恤贫乏”〔54〕。清代，湖州郡城及四乡的绉庄都在上海、苏州、南京、杭州等城市设分庄，湖州的或称“湖庄”，在上海为“申庄”，在苏州为“苏庄”。而双林的“裱绫裱绢”，“业此者设分庄于上海、苏州，销路乃更发达，岁值银约十余万元”〔55〕。明清市民小说中所塑造的“湖州客人”多半也是有情有义的丝绸商人，如《金瓶梅》中的何官人，不仅是练达的丝绸商人，而且已介入山东当地的生活，说明“湖商”已将生意做到了全国，且在红尘世间重视情义，这与上文列举的志乘所载“湖商”们“诚心”、“无伪”、“信义”的形象是一致的。

（二）书　商

　　州书商分雕版印书业与书船贩书业两类，后者因前者之兴应运而生，二者又相辅相成，相互推动。湖州书商兴起并发展于明中叶时的“湖州城东第一镇”——晟舍镇，及其以北的织里集镇与周围村庄。湖州书商的产生和发展，既是文人珍书、藏书的延续，又是儒士们经商意识的觉醒。正如清康熙时郑元庆在《湖录》中所记载的：“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、晟舍凌氏、闵氏、汇沮〔56〕潘氏、雉城臧氏，皆广储签帙。旧家子弟好事者，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。于是织里诸村民，以此网利。”

　　1．雕版印书商

　　明代湖州的雕版印书商，尤以晟舍凌、闵二氏的雕版套色印书名闻全国。这使晟舍成为全国三大（南京、湖州、徽州）刻书业的中心。凌、闵二氏所刻刊的都是善本秘籍，又雕刻精良，他们的多色套版印刷成为国之精萃，代表中国17世纪印刷技术的新水平。据陶湘《明吴兴闵版书目》统计，明亡前的20多年中，晟舍闵、凌二氏套印本有117部145种。台湾李清志《古书版本鉴定研究》认为不下300种。凌氏雕版印书商以凌蒙初为代表，有同族兄弟凌瀛初、凌澄初及子侄辈凌汝亨、凌毓枬、凌琛、凌启康、凌宏宪等20余人；闵氏雕版印书商以闵齐伋为代表，其兄闵齐华及族中闵元衢、闵振声、闵振业等的套版印书业都很有名，闵齐伋不仅限于本地，还在南京开有分所，著名的闵版《会真六幻》12卷和《绘孟》7卷即在南京刻刊。

　　为了刻印书籍，他们都设有作坊，雇用许多刻工，如凌蒙初在明万历三年（1575）所刻《国朝名世类苑》下书口记载的刻工就有15人之多。雕版印书业为书商们获取丰厚的利润，晟舍凌氏、闵氏、花林茅氏、雉城臧氏、汇沮潘氏等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户。

　　2．书船贩书商

　　随着雕版印书业应运兴起的书船贩书业，是“湖商”中一绝，也是湖州古代文化产业中一个亮点。其发源地，是晟舍之北织里及郑港、谈港诸村，地理上北通太湖、南下运河，河港四通八达，而且“织里业造船”〔57〕，船便成了贩书的载体，所谓书船也就应运而生。

　　书船贩书商被尊称为“书客”：“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、谈港诸村落，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、晟舍凌氏、闵氏、汇沮潘氏、雉城臧氏，皆广储签帙。旧家子弟好事者，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。于是织里诸村民，以此网利。购书于船，南至钱塘，东南抵松江，北达京口，走士大夫之门，出书目袖中，低昂其价，所至每以礼接之，客之末座，号为书客”〔58〕。在一些明清小说中还被呼为“湖州贩书客人”。钱塘，今杭州；京口，今江苏镇江。织里书船经营的范围，大抵相当于今天的“长三角”。书船置船棚，棚下两侧置书架，陈设各种书籍，中间设书桌和木椅，供选书者翻阅时用。别人卖书是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，而织里书船犹如水上流动书店，专门送书上门，就现代人看来这也是很现代的经营方式。

　　“书客”们不仅卖书，还设法收购秘卷轶本。沿埠主家若有多余的孤本奇书，则取来交换新书，或沿埠向贫家收购闲置好书。这样，“书客”们手中常拥有秘本好书，转售与刻书之家刊印，不仅双方得利，也推动了刻书、贩书业发展。同时也为藏书家藏书的聚、散起到中介、流通作用。例如凌蒙初的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他先在白门（南京）编写《初刻》，本是“聊舒胸中磊块”，不想“为书贾所侦，因以梓传请，遂为抄撮成编”，“贾人一试而效，谋再试之”，“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”，“聊复缀为四十则”，才有了“二刻”的出版。〔59〕据路工《访书见闻录》记载，常熟七里桥毛晋一生好收藏珍本图书，常常不惜重金收购，宋、元本以页计价，每页钱200文，各地书商纷纷趋售，织里书船也常往牟利。湖州书客“别出一本，主人（毛晋）出一千二百。于是织里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。邑中为之谚曰：‘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于毛氏。’”〔60〕

　　织里书船业至清代仍久盛不衰。嘉庆年间海宁硖石陈鳣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，织里书船到河埠，陈鳣都要上船选购，常常欣然作诗。如《赠送苕上书估》：“万卷图书一叶舟，相逢小市且邀留，几回展读空搔首，废我行囊典敝裘。人生不用觅封侯，但门奇书且校雠。却羡溪南吴季子，百城高拥拜经楼。”又如《新坂土风》：“阿侬家近状元台，小阁临窗面面开。昨夜河面新水涨，书船都是霅溪来。”“溪南吴季子”、“霅溪书船”就是指湖州书客和织里书船。清代学者俞樾居苏州时也曾作诗：“湖贾书客各乘舟，一棹烟波贩图史。”书船贩书右经几个世纪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织里郑港、谈港一带上年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书船业的旺景。
    （三）湖笔商

　　“文房四宝”之一的湖笔是湖州特产，在湖州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中，湖笔一支独秀，制笔能工巧匠代代辈出，即所谓：“湖俗出笔工，遍海内制笔皆湖人也，其地名善琏村。盖自智永僧结庵连溪，往来永兴（欣）寺，笔工即萃于此”。〔61〕可见湖笔中心产地为善琏。善琏古名连溪，又名善练，在湖州东南28公里。陈隋时，其地已经是“居民制笔最精”〔62〕，而且“善琏人多以笔为业，春前选毫俱妇女为之”〔63〕。以上记载告诉我们，“笔工”其实就是湖笔商人。古代家庭手工业从来是自产自销的，他们既是制笔工匠，又是贩笔商人。“善琏人多以笔为业”，其地也是湖笔的经营中心与集散地；而且“遍海内制笔皆湖人”，就是说他们亦工亦商地遍布全国。亦工亦商，是湖笔商异于其它商人的显著特点之一。

　　然而，方志却很少有他们的记载，他们作为制笔的工匠是庶民的一分子，自然无缘青史留名。只有其中的佼佼者，因他们往往交道于书、画名家之中，活跃在缙绅之间，所以例外地见诸于文人笔下。如宋代仲璋在苏州开业。黄伯思在其《东观余论·跋干禄字碑》中就提到“试姑苏仲璋笔”〔64〕，从而透露在宋代还有这位名叫仲璋的吴兴笔商。

　　在较少见载于志书和文人笔记的湖笔商人中，“迤元有冯应科、陆文宝尤擅名”〔65〕。陆文宝历元至明，往往以船作坊，于士大夫间往来叨陪，其船名“笔舫”，主纂《永乐大典》的大名士解缙为其作《笔舫铭》。〔66〕元代的还有徐信卿、沉日新、杨均显、张进中、吴升、姚恺、陆震、杨升等。元代清江（在今江苏）人、翰林待制杜本诗称：“吴兴冯笔妙无伦，近有能工沉日新。倘遇玉堂挥翰手，不嫌索价似珠珍。”〔67〕赞尝湖笔后起之秀沉日新是“能工”，所制湖笔对于书家来说，“不嫌索价似珠珍”。元代湖州隐士、著名诗人黄玠笔下有两位有姓无名的笔工温生和沈生，他在《赠缚笔温生》诗中称赞：“温生之笔手自缚，千金善价何凿凿。”《赠制笔沈生》诗称道他的笔“用之不啻杖手挝，颠倒纵横随所如”。

　　明代著名笔商有陆继翁、王古用、施文用、黄文用及其孙“小黄生”、张永贤等，“今天下业笔者惟吴兴为第一，吴兴又以黄文用为第一”〔68〕。陆继翁是陆文宝之子，在南京开业。黄文用事迹见于王宇泰《笔尘》，张永贤之名见于明代李诩《戒庵漫笔》，提及“吴兴笔工张永贤”。〔69〕清代则有张天锡、王兴源、曹觐王、沉集元等。张天锡约出名于乾隆年间，乾隆时进士、刑部右侍郎阮葵生称：“吉水郑伯清、吴兴张天锡，皆以制笔有名公卿间”〔70〕；善琏人王兴源四出从事笔业，颇有声誉，包世臣《艺舟双楫·记两笔工语》说他售笔于扬州兴隆寺时大言制笔之道，称良工之笔“使圆整之毫独出锋到尖，含墨以着纸，故锋皆劲直，其力能顺指以伏纸”。〔71〕

　　明清时期，湖州善琏人在外开设的笔庄（店）遍布江、浙、沪、宁、津、京等地。著名的笔庄（店）有开创于清乾隆六年（1741）的湖州“王一品斋笔庄”，北京的“戴月轩”、“贺连清”、“李玉田”，苏州的“周虎臣”、“贝松泉”、“陆益元堂”、“杨二令堂”，上海的“杨振华”“李鼎和”、“周虎臣”（分店）、“茅春堂”，天津的“虞永和”，杭州的“邵芝岩”等。清代苏州的“杨二令堂”笔庄，是善琏人杨振华的曾祖开的。杨振华为现代著名笔工，他的笔庄由苏州开到了上海。

　　（四）其他商

　　历史上“湖商”诸行业中，除上述湖丝绸缎商（丝商、绸商）、书商（雕版印书商、书船贩书商）与湖笔商外，主要还有叶商、粮商、鱼商、布商、山货商、食品商、杂用品商等。

　　1．叶　商

　　随着蚕桑业的发展与专业化，产生蚕桑专业户，桑叶时或供不应求，便应运而生桑叶买卖，称为“杪”或“稍”。湖州叶商则在宋代已见端霓：宋室南迁，北方大户聚居湖州，不少从事蚕桑业，高斯得寓居乌程县西王村业蚕桑，因叶陡贵，感而作诗：“客寓无田园，专仰买叶供。岂谓桑陡贵，半路哀途穷。三百变三千，十倍价何穹”〔72〕；南宋淳熙年间（1174—1189），曾因“湖蚕顿盛，桑叶价数倍，民无以为饲”〔73〕。明清时期，郡城湖州、府辖诸县城及各大市镇蚕时均开设青桑叶行。凡叶市，“有经济主之，名青桑叶行，无牙帖牙税，市价早晚迥别，至贵每十个（1个合20斤）钱至四五缗，至贱或不值一饱”。〔74〕“头、二叶行则各店皆是，半贩洞庭山桑叶来售与乡民。当育蚕时，帆樯梭织，人集如云，填街盈路，终日喧哗”。〔75〕东乡一带则开叶船去石门、桐乡买叶，“饶裕者亦稍以射利”〔76〕。明代阁老朱国桢之邻家“章姓者，预占桑价，占贱则畜之百余斤，凡二十年无爽，白手厚利，生计遂饶”〔77〕。因叶价随蚕需而定，所以叶商无时不担风险。清代文人董蠡舟的《蚕桑乐府·稍叶》写道：“我家稍叶在冬时，一担不过钱五百；迨至新年数已悬，蚕月顿增至一千；未到三眠忽复变，一钱一斤价骤贱；不见街头作叶人……乌戍归来惟一哭”。

2．粮　商

　　由宋至明，湖州地方经济逐渐转型，至明中叶后已不再是谚语所说的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了，“国之仓廪”的冠冕已被摘除，进而成为国内蚕丝业重心地区，农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成分半而过之。于是，“本地所出之米，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，必赖客米接济”〔78〕，如双林“米供本地食料者仅十分之七，余三分必得待他处接济”〔79〕。因此，凡郡城、县城、市镇都开米市，有代客买卖的米行和另粜的米店。“冬季糙米市，五六月冬舂米市面上，四月菜子市，六七月襄饼市，并豆、麦，谓之六陈粮食。”〔80〕尤其冬季的新米市，其热闹“喧阗亚于丝市”〔81〕。至于米行粮商，则“贮客（商）之所有，而徐散之，如豆、米、麦，凡食货所属”〔82〕。湖州粮商异于他处者，是取外粮以内销。

　　3．鱼　商

　　湖州水乡多鱼，尤以菱湖为最，是青、草、鳙、鲢四大家鱼发祥地，自古以来就是淡水鱼生产基地。鱼类水产品的买卖自古就有，宋嘉泰《吴兴志》已记载：“子城，旧可通舟楫，市鱼、虾、菱、藕者集焉。”凡城、镇、集市都有水市（鱼市），比如菱湖，“水市朝开”〔83〕、“鱼多论斗卖”〔84〕；又如南浔，“水市千家聚，商渔自结邻”〔85〕。

　　至于往外贩卖的鱼商，最迟也可追溯到宋代。贩鱼必得运输，活水运鱼不致鱼死的难题宋代就解决了。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记载贾似道喜吃苕溪鳊鱼，湖州赵与可特制大桶，又造机关，使水不停灌输，并以数舟接运，纵行数百里而鲜活。鱼商所贩，一是鱼苗，二是大鱼（青、草、鳙、鲢四大家鱼）。“鱼苗出九江，曰鱼秧，春间以舟由苏、常出长江往贩，谓之鱼秧船，其行极速”〔86〕。鱼秧往贩给养鱼户，“乡人蓄诸池荡，年底贩于远处，为出产之大宗”〔87〕。一般“冬天船贩，南至钱塘，东北达于苏（州）、松（江）、常（州）、镇（江）而止，而称鱼贾”〔88〕。清人杨汝楩《竹枝词》所吟：“嫁得渔郎贩鲜去，一春风雨伴姑眠”，是说鱼商冬天出贩，开春方回转。

　　4．布　商

　　湖州水网低湿之地不宜植棉，但业布者尝有。明清时，南浔“家户习为恒业，不止乡落，虽城市亦然。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，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，或纱或布，侵晨入市，易棉花以归，仍治而纺织之，明旦复持以易……”〔89〕。南浔儒商施国祈在其《吉贝居暇唱自序》中描述棉布商与棉商、布商两头交易的情形：“市之贾俟新棉出，以钱贸于东之人，委积市中，高下若霜雪。即有抱布者踵门，较其中幅，以时估之，棉与布交易而退。随有西之人赍钱来计布值……”。所谓“东之人”、“西之人”，自然是东来的棉商与西来的布商。施国祈《吉贝居暇唱自序》还记述：“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，地沿海，田之高昂者宜木棉，其乡民半植树此。夏种秋收，采积既多，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；浔之西百里而近，地多冈阜，为茶栗竹木山场，俗少女工，时因其地所出，亦捆载而易布于东贾。”这两段记载说明南浔棉布商的活跃。如乾隆初年，“（南浔）镇人郑姓，忘其名，于市中开布铺，每于夏初往（江）苏之木渎镇（水路约140里）买秋庄（秋设布庄）……发贩”〔90〕。清代至民初还有经营家织土布的，如德清县新市镇有棉布市。民国初，“洛舍设机雇工能织多种色布，城内贫民习艺所招艺徒织之，足以抵制洋布，挽回利权”〔91〕。土布商既为自身利益，也为民族经济利益。

　　布商同时经营湖州传统产品苎布。苎布史前就有，汉唐时已成贡品，家织苎、麻布后随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交易。明代，诸城、镇都结市买卖，苎尤以德清新市“西乡洛舍等处所出为多，市肆收之，以时逐利而卖”，新市所织夏布、汗巾，夏天拭汗不生汗气，“以是远人多购之”〔92〕。这一状况直延至民初，德清所出大麻杜布则由布商“销于（余杭）临平、亭趾、博六（陆）等处”〔93〕。清末民初，郡城湖州及四乡市镇所销苎布，系广东、江西货，由杭州转载至湖州，然后再运往周围镇市布店销售，双林所销葛布则由上海转入，“所售之值，岁不及银万元”〔94〕。另外还有练市黄草布，明清时售与乡人作帐用。

5．山货商

　　山货业集中在武康、安吉、孝丰三县山乡。明清时，武康上柏镇山货市兴旺，山货商船泊于市河，市中有山货行。竹、木、茶等山货，“西南余杭、安（吉）、孝（丰）货陆运者，皆出于市，省会、郡城操奇赢者，胥来市购焉，而悉达于（上柏）镇市之河”〔95〕；茶、笋之类交售山货行，竹、木、柴、炭则由商船收购。茶叶山乡“籍为恒产”，茶时山民“鬻于市，千树茶比千万户侯”。〔96〕孝丰富竹，有竹市；土产纸，有纸市。竹“乘水发放至市售之”，纸“有黄白纸、草纸、桑皮纸等种，出东南乡为多……作捆以鬻于市”。〔97〕据明嘉靖《安吉州志》，明以前“水礁惟孝丰以上有之”，捣竹造纸，“今之黄纸、白纸是也”，〔98〕可见山货商经营土纸早在明代以前就有了。至于贩笋，以“笋档船，贩笋至苏州等处”〔99〕。清代晟舍人《笋档船》诗谓：“飞快帆樯笋档船厂，连朝贩卖力争先，花篮无数堆舱上，装满人人担一肩。”

　　6．杂用食品商

　　湖州向来物产充盈，古代日杂用品与食品贸易繁多，其从业者也是“湖商”主要成员，不仅名播当时，而且享誉青史。举其要，杂用品业如铜镜、羽扇、饰花、线带等，食品业如鸟腊、酱羊肉、茶点等。

　　铜镜业，宋代即已盛名，湖州是当时的制镜中心之一。铜镜店铺多集中在郡城仪凤桥一带，以薛家、石家最出名，“薛名晋侯，字惠公，向时称薛惠公老店”〔100〕，薛家镜、石家镜由商人销至全国各地。

　　湖州羽毛扇，为传统工艺品，名盛于世，扇商经营行销全国，“其贵重者用鹤羽饰柄，用玛瑙、檀香、链铜丝为钉铰，其价有至数金者”〔101〕。郡城首家羽毛扇店为邱义丰创办于清道光年间，另有老牌羽毛扇店严正泰、严怡泰先后开办于光绪、宣统年间，前店后坊，自产自销。

　　饰花业，主要有时花、翠花、蚕花。湖州时花出郡城，翠花出南浔，“以佐闺中首饰”，“市人远贩于荆楚”。蚕花出湖州东南石淙一带，是传统蚕花节的产物，届时买卖，行销江浙二省。

　　线带业，如晟舍圆纱带，“有纯白，有纯蓝，有蓝白相间，长一百尺成纹，鬻于郡城京货铺，西路山乡盛行，道光间业此甚多”〔102〕；又如棉纱线，德清“乡妇自纺之，出人头地织布外，合线售于市”〔103〕。

　　鸟腊业，晟舍、南浔、菱湖等处都有。“南浔、菱湖之物远逊于晟舍，……相传有秘制法，……无近数百里驰名。新正时，里中各家籍以为送礼，自冬令卖至春三月遂止。”〔104〕

　　酱羊肉业，郡城湖州与南浔、双林、练市、新市等镇皆盛，南浔“市肆以清酱烹羊，红若琥珀，惟冬月有之，远近来购”〔105〕。业中别有湖式剪羊肉、羊饺头、冻羊肉等。德清新市镇宁波人张和松经营酱羊肉业，于清光绪年间创“张一品”店，产品销往京、津、沪、昆明等地。

茶点业，是个古老传统行业，有一本地成名，也有在外地烹誉。烹誉外地的如江苏省如皋县白蒲茶干，就是一屠姓的湖州人在清康熙年间所创。当时他在白蒲镇北街开一豆腐干店，店号“三香斋”，又名“屠三香”，所制豆腐干近似茶色，又供茶馆佐茶之用，故名茶干，很是有名。乾隆帝下江南时，地方官曾以白蒲茶干供御，乾隆帝大加赞赏，御笔题“只此一家”金字匾额，从此白蒲茶干驰名大江南北。本地成名的如湖州“四大名点”——震远同茶食三珍、丁莲芳千张包子、诸老大粽子、周生记馄饨以及南浔野荸荠桔红糕、双林姑嫂饲饼等。  

　　三、“湖商”的经商理念及其士商现象

　　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表现在重农抑商、尊士轻商，古代四民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中，商居末流，向被视作“贱业”与“小道”，为官、儒所不齿。明中叶以后，因城市工商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才逐渐动摇了这种思想基础。而对于田中收入越来越退居其次的湖州地区来说，商品经济的意识渐渐浓厚起来。首先是蚕桑之利，已从宋代的“惟藉蚕办生事”发展到了“田中收入与桑、蚕，各具半年之资”〔106〕。当时人这样算账：“大约良地一亩，可得叶八十个（1个为20斤）；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，大约不过二两，而其利倍之”〔107〕，桑之“上地之值，每亩十金（1金即银1两），而中上者七金，最下者犹三四金”〔108〕，则一般可盈5两银子左右。其次丝绸之利：“妇人二名，每年织绢一百二十匹，每绢一两，平价一钱，计得价一百二十两，除应用（经丝、纬丝、籰丝、杂用、口食等）共九十两，数实有三十之息，若自己蚕桑，丝利尚有浮”〔109〕。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关于：“浙十一郡惟湖最富，盖嘉湖泽国，商贾舟航易通各省，而湖多一蚕，是每年两有秋”的论断，正是对这一实际的总结。而这一获利的过程，都是商贸在起媒介作用。

如上可见，明中叶后出现的“湖商”，是从湖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得以颖脱的，以至清代湖州的状况已是“天下之势偏重在商”了。这种“偏重在商”，不仅是“贫家皆趋而贸易，咸为容易发财”，而且“在庠者亦不肯专心力学”，儒士经商也渐为普遍。如前文已列举的在苏州“专擅包头（绢）业”的双林姚佥事，显然是先做“佥事”（按察使属下）的官后经商的，清代文人南浔施国祁、范锴、双人蔡存信等，都是文人经商的例子。而明清时期乌程县晟舍镇凌、闵二家闻名于世的雕版套色印书业，更说明当时儒士经商的普遍性。这也是“湖商”典型的士商现象。

　　士商现象，是“湖商”不同于“徽商”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　　儒士们是在经商风气的熏染下，逐渐认同商业意识的。他们有的在追求科场功名的同时也力求获取商业利润，有的因仕途艰难又囿于寒窗苦读窘境，为生存所需而投身于经商。最典型的要数雕版印书商了，他们起初“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”，如茅氏、凌氏、闵氏、臧氏等都办坊刻印书籍。但当这一雅举渐渐被赋予商业理念，雕版印书业便挤入了明代乃至清代的经济领域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门类。如凌蒙初，先后数次科考只中副榜的他，在经商理念趋动下暂时压抑科举、入仕念头，走上了刻书鬻书的经商之路。

　　士商现象又突出地表现在丝商身上，如南浔的丝商群体“四象、八牛”，但又不同于雕版印书商。丝商群体“四象、八牛”中的“士”，往往更明显地体现在第二代以后。“四象”中的刘镛，“少开敏能读，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，乃缀学执学于绵绸业”〔110〕。他是弃学经商，至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，仍“欲以诗书簪绂启其后，故望子力学之心独切”〔111〕。其子刘锦藻励志学问，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进士及第。父亲缀学的无奈，在儿子身上找回了成功。而儿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士了，他不仅是文人学者，编修《清文献通考》，著有《新正附考》、《南浔备志》、《坚匏盦集》等；更是一名成功的爱国儒商，继承父业，成为江苏淮盐巨商，又投资垦牧、轮船、电业、铁路、房地产等。刘锦藻之子刘承干继承刘氏家业后，则成为一代藏书家和刻书家。“四象”中的庞云鏳也是弃学从商，业丝致富，兼营军火成巨富，也在儿子身上找回了寄托。其次子庞元济于光绪六年（1880）考取秀才，庞云鏳又为他捐补博士弟子，授了个空头的刑部郎中，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兼实业家，一个名符其实的儒商。“四象”中的顾福昌也是少时弃学业丝，清道光初年，他“壮岁薄游沪上，时值各国通商，首先经理夷务”〔112〕，即经理洋务、业丝做“丝通事”，成为上海丝界领袖，担任上海丝业会馆董事，又经营码头，成为上海商业巨头，卒时享“花旗国领事馆命挂半旗”的“外国隆礼”〔113〕。他的子孙也都是继代儒商，尤其至曾孙顾乾麟，成为“得诸社会、还诸社会”的著名儒商。丝商群体中的“八牛”，情形也大致类似。如周家第二代周庆云商儒并重，“早岁就傅，毕熟五经，为县学生。值世将乱，不慕闻达，一意为贾。贸丝行盐，用起家业”〔114〕，一生创办六厂投资煤矿、电力、铁路等实业，又笔耕不缀，多著述、喜藏书，卒前一月尚手未释卷。

　　湖州丝商群体涌现众多儒商，是“湖商”士商现象的又一个明证。章炳麟在《吴兴周君湘舲（庆云字）墓志铭》中记述其事迹时说：“周子故士族，伯兄尝以乡举仕官矣。周子与其仲兄，皆尝以诸生授诸官矣。以吴兴士子好贸丝，尝从之”。字里行间充满士子经商的无奈，这是章炳麟先生作为遗老的思想局限。人们却从中看出“湖商”中的士商现象，这是商品经济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章炳麟先生也看到了“吴兴士子好贸丝”的现实。

　　清人沈垚对境内商业评价的另一论断：“天下之士多出于商”，实际上反映的是“湖商”中士商现象的另一侧面，犹如“四象八牛”的开创者们造就他们的子孙成为一代代儒商一样。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，更是他们付诸的实际行动，比如湖州历史上众多丝商致力于办学，让族中子弟学而有成。其中著名的有湖州绉业小学、南浔庞氏、张代先后办的浔溪公学与浔溪女校、庞氏办的南浔私立国学讲习班、双林蔡氏办的商立国民学校、菱湖章氏办的树青学校，等等。

“湖商”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，又无时无刻不在培育其诚信的经商理念与惟利的商业规则。明崇祯五年（1632）冬，谭元礼莅任德清知县，下车伊始立下著名的《苏商碑记》。“苏”者，苏醒的意思。所以，《苏商碑记》旨在苏醒或唤醒对待市场、商业的正确理念。碑记写道：“今夫商相语以利，相示以数，相周以和，监于四方之货，以知其贵贱……其将为某邑日用不足，供亿不给，往而备其不时之需乎！抑镏铢刀锥，惟利是知也。……甫下车时，集市人而告之曰：予莅是土，只如一家于此。与客于此之人，有价则与，无则不与，价不足则不与。小人居市，敢不知市乎？是予幸也，否则是予过也。予持论素如此，适奉宪禁，感往事愀然，为之记……”一方面，碑记强调了“为某邑日用不足，供亿不给，往而备其不时之需”的商业本质；另一方面，明告天下“有价则与，无则不与，价不足则不与”的商业规则不可破，哪怕官吏也不能例外地必须严格遵守。这对于重农抑商、尊士轻商，作贱商业的封建传统价值观来说，是多么先进和闪光的思潮！这说明明中叶后，湖州这块地方经商理念的兴起与不断成熟。 

　　四、简单的结语

　　历史上湖州“湖商”之名，史志虽无现成记载，但考其实，不仅存在，而且很壮大。溯其源，最迟在宋代已经有“湖商”的身影分布于全国各地。至明中叶以后，“湖商”崛起于众商之林，成为商界一支劲旅。“湖商”的崛起，实缘于湖州地阜物富，尤其是“蚕桑之利莫盛于湖”，“丝绸之府”强盛于他郡。这也造就了“湖商”不同于诸如“徽商”、“晋商”、“闽商”等的显著的自身地域特征。“徽商”、“晋商”等是自家门前乏于活路，才将生意做到了外头。而“湖商”则绝然不同，多半是应接不暇于前来作贩的外地商旅，这就造成“湖商”中以座商为主并占绝对优势的特点，如丝商、绸商、书商等都以地商者为众。而“湖商”主要经营地产商品的地域特征，也包括将地特产品旅外商贩的行商。以上考证说明，“湖商”中这支队伍也非常壮大，典型的如丝商、绸商、书商、湖笔商等群体。而“湖商”典型的地域特征，是在湖州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形成，并得以颖脱的，以至到清代“天下之势偏重在商”了。这种“偏重在商”，不仅“贫家皆趋而贸易，咸为容易发财”，而且儒士经商也渐为普遍。于是形成了“湖商”中类似于“吴兴士子好贸丝”的士商现象。“湖商”中的士商现象自古而然，又一直延续到近代、现代乃至当代。

注：
〔1〕清·同治《晟舍镇志》卷2《风俗》。
〔2〕明·凌蒙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十一。
〔3〕宋·苏轼《墨妙亭记》。
〔4〕唐·顾况《湖州刺史厅壁记》。
〔5〕宋·高期德《耻堂存稿》卷5《宁国府劝农文》，又宋·吴泳《鹤林集》卷39。
〔6〕明·茅坤《茅鹿门先生文集》卷2《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》。
〔7〕明·万历《湖州府志》卷1引闵如霖《南门修城记》。
〔8〕宋·李心传《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》。
〔9〕明·谢肇淛《西吴枝乘》。
〔10〕明·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4。
〔11〕宋·洪迈《夷坚志·丙志》卷15《朱代蚕异》。
〔12〕宋·嘉泰《吴兴志》卷20《物产》。
〔13〕《夷坚志·丁志》卷11《霍将军》。
〔14〕宋《两浙金石志》卷11引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《接待忏院公据碑》。
〔15〕宋·端平元年（1234）李心传《南林报国寺记》。
〔16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1、卷16、卷2。
〔17〕新修《长兴县志》引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
〔18〕元·湖州路总管府推官刘沂《重修溪光亭记》。
〔19〕明·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卷13。
〔20〕明·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卷12。
〔21〕翦伯赞《中国史纲要》第三册205页引明崇祯《吴兴县志》卷10《风俗》。
〔22〕章炳麟《吴兴周君湘舲墓志铭》，周湘舲即南浔“八牛”之一周家之周庆云。
〔23〕明·顾应祥《临湖门修城记》。
〔24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29《风俗》引明·嘉靖《乌程县志·风俗》。
〔25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29《风俗》引康熙《乌程县志》。
〔26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》引康熙·郑元庆《湖录》。
〔27〕清·光绪《归安县志》卷宗39、卷49。
〔28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20《人物》。
〔29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6《物产》。
〔30〕清·姚文泰《双溪棹歌》。
〔31〕清·同治《安吉州志》卷18《杂记》。
〔32〕清·同治《晟舍镇志》卷2《风俗》。
〔33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》引康熙郑元庆《湖录》。

〔34〕清·同治《晟舍压志》卷2《风俗》。
〔35〕民国·周庆云《志浔志》卷57。
〔36〕清·咸丰《南浔镇志》卷13《人物》。
〔37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20《人物》。
〔38〕清·沈炳巽《权斋老人笔记》。
〔39〕清·咸丰《南浔镇志》引乾隆《南浔文献志》。
〔40〕清·咸丰《南镇志》卷24《物产》。

〔41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1。
〔42〕清·张炎贞《乌青文献》卷3。
〔43〕明·成化《湖州府志》卷8《土产》。
〔44〕明·董期张《吴兴备志》卷20。
〔45〕清·光绪《菱湖镇志》卷11《物产》。
〔46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4。
〔47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7《商业》。
〔48〕民国《南浔志》卷33《风俗》。
〔49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7《商业》。
〔50〕清·《宝前两溪志略》卷1。
〔51〕清·光绪《菱湖镇志》卷9《街苍》。
〔52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引郑元庆《湖录》。
〔53〕清·乾隆《东西林汇考》卷4。
〔54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20《人物》。
〔55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7《商业》。
〔56〕汇沮，今湖州市吴兴区环渚乡外溪村。
〔57〕清·康熙《乌程县志》卷5《风土、习尚》。
〔58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》引郑元庆《湖录》。
〔59〕凌蒙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自序。
〔60〕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。
〔61〕明·嘉靖《吴兴掌故集》
〔62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22《村镇》。
〔63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下》引伍载乔《霅溪棹歌注》。
〔64〕新编《湖州市文化艺术志》第四编第一章引载。
〔65〕清·乾隆《湖州府志》卷15《村镇》。
〔66〕清·郑元庆《湖录》引《吴文定跋》（清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2《物产上》有引）
〔67〕明·李日华《六研斋杂缀》。
〔68〕明·万历《吴兴备志》卷26《方物征》。
〔69〕明·万历《吴兴备志》卷26《方物征》。
〔70〕新编《湖州市文化艺术志》第四编第一章引载。
〔71〕新编《湖州市文化艺术志》第四编第一章引载。
〔72〕南宋·高斯得《耻堂存诗》卷6《桑贵有感》。
〔73〕南宋·洪迈《不约而同坚志·丙志》卷15《朱氏蚕异》。
〔74〕明·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。
〔75〕清·同治《晟舍镇志》卷6《杂记》。
〔76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0《蚕桑》引董蠡舟《乐府小序》。
〔77〕明·万历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（又见道光《南浔镇志》卷10《杂著志》。
〔78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2。
〔79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7《商业》。
〔80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2。
〔81〕清·咸丰《南浔镇志》卷24《物产》。
〔82〕清·乾隆《武康县志》卷8。
〔83〕清·厉鹗《菱湖小咏》诗。
〔84〕清·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菱湖创建祗园寺碑记》。
〔85〕清·鲍鉁《南浔小泊》诗。
〔86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》。
〔87〕民国·《德清县志》卷2《舆地志》。
〔88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》。
〔89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29《风俗》引明·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。
〔90〕民国《南浔志》卷57。
〔91〕民国《德清县志》卷2《舆地志》。
〔92〕明·正德《新市镇志》卷1。
〔93〕民国《德清县志》卷2《舆地志》。
〔94〕民国《双林镇志》卷17《商业》。
〔95〕清·乾隆《武康县志》卷8刘守成《开湘溪市河记》。
〔96〕清·乾隆《安吉州志》卷8《物产》，乾隆《武康县志》卷4《食货》。
〔97〕清·光绪《孝丰县志》卷4《食货志》。
〔98〕清·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106引。
〔99〕清·光绪《乌程县志》卷29《物产》。
〔100〕清·光绪《乌程县志》卷29。
〔101〕清·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102《物产二·湖州府》。
〔102〕清·同治《晟舍镇志》卷2《物产》。
〔103〕民国《德清县志》卷2《舆地志》。
〔104〕清·同治《晟舍镇志》卷2《物产》。
〔105〕清·同治《湖州府志》卷33《物产》。
〔106〕明·徐献忠（吴兴掌故集）卷12。
〔107〕明·徐献忠（吴兴掌故集）卷13。
〔108〕明·茅坤《茅鹿门文集》卷6《与甥顾儆韦侍御书》。
〔109〕湖州练市沈氏《农书》。
〔110〕汤寿潜《刘通奉家传》。
〔111〕《南浔刘氏支谱》章绶《紫回公别传》。
〔112〕民国·周庆云《南浔志》卷宗21《人物》。
〔113〕徐有珂《顾福昌墓志铭》。
〔114〕汪兆铭《周庆云墓表》。